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刘哲告诉澎湃新闻，据表弟的同宿舍同学讲，平常，表弟一般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早读的，但事发那天早上，表弟留到最后，“有同学走时，跟他说快迟到了，他说一会就走”。

《脱贫攻坚|"纤夫村"的新生 太原小窑头村"蝶变"路》郑先生说，2017年11月中旬，他接到一个自称“借贷公司”的电话，对方在电话中告知郑先生，公司的借贷业务安全高效，利息也比较低。对方一片赤诚，为了日后借款方便，郑先生添加了对方的微信。